读诗，就有权利评诗
曾园
□媒体人士，广州
尊重每位读诗者
“读诗的最佳方法，是把它当诗来读，诗歌批评家经常这样告诫读者……”王敖的诗歌理论翻译集《读诗的艺术》的序这样开头。不过，汉语读者似乎从来没有听过这种宝贵的告诫，我相信这里的“批评家”其实说的是域外批评家———这个开头意味着王敖不想从澄清目前泥泞的诗歌批评话语环境着手，他更愿意直接以高空中凛冽、迅疾移动的大气为背景说话，在那里，纯智力的竞争受到尊重。
汉语读者的确是迟至今天才听到了这样的“最佳办法”。在以前，如何确定一首诗为好诗的秘密总是掌握在专家手里，专家替读者编选出诗选，读者去读，这就是目前诗歌领域可以看到的全部景观。
新诗的历史如此之短且如此频繁地被打断，新诗研究几乎没有多少积累，这让我们不得不质疑：如果专家不称职呢？如果专家这次称职，下次不称职呢？十多年前，当读者好不容易确定带有“先锋”标签的诗有点意思，但他立刻就发现这个标签被贴上很多本诗集。多年来，这些迅速失效的标签有“朦胧”、“后朦胧”、“实验”、“第三代”等。然后呢，读者也许会厌倦与这个行业的产品打交道，因为这个行业丧失了诚信：它既不能保证产品的优良，也给不出优良产品的可信榜单。
剩下的读者中，诗歌的目的无需解释，就像在钓鱼的人群中，钓鱼的目的无需解释，甚至，从没有一个人为此发愁。任何为诗歌辩护的行为都只能证明辩护者自身的精神衰弱。当然，王敖在序里更雄辩地指出，不读诗的人也与诗歌发生着联系。这就像没学过化学的人每天仍从水和食物中获取养分。
剩下来的读者不仅有阅读诗歌(在以往的训诫中，领悟是阅读的最终归宿)的冲动，还有去理解的冲动。但这种冲动一直受到忽视。
曾经，中国的诗人们不仅从中国古代诗人、也从当代域外诗人作品获得过营养，写出了很好的诗歌。这一点无可否认，但域外的诗歌批评却一直受到忽视，也许是因为国外的严谨批评风格很不适合国内诗人与评论家们的散漫口味。
一方面，他们(诗人或诗评家)出于自身的偏见，长期对西方诗歌批评充满意识形态的偏见，另一方面则是对批评工作本身的轻视。某诗人就曾在《读书》杂志上唾弃电影《浆状小说》这个名字，认定取这个名字的作家就不可能创作出好的电影。今天，《低俗小说》(PulpFic-tion)这部电影很多人都看过了，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但曾经以自己不高的英语水平草率判决异域文化现象，说明了批评者的反省能力以及对读者的尊重缺乏到了何种程度。
此书的第一篇，哈罗德·布鲁姆写的《读诗的艺术》，给予了普通读者最高的尊重。在我们的文化气候中，技术无关紧要(最高的技术是没有技术———诗歌评论家与武侠小说共享同一批评话语)，写作者凭借自身的非凡道德达到了极高的艺术高度，读者匍匐着去领悟人格与艺术相互干涉的作品内涵，而且他需要一生去“领悟”。布鲁姆击碎这一谎言，他透露：“是什么让一首诗优于另一首诗？这个问题总是处于读诗的艺术的核心位置。”然后，敬爱的读诗艺术的大师，清楚、明白地说：“读诗的艺术的初阶是掌握具体诗篇中从简单到极复杂的用典。”这句话让我们明白，一个批评家，应该为读者去辛勤搜集、钻研那些典故，并冒险去解读诗人用典的用心。
甚至———看到这里我满怀感激———布鲁姆甚至将判断一首诗是否伟大的钥匙隔着太平洋也递给了读者：“‘必然性’，即不可避免的语言表达是伟大的诗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特征。”
在布鲁姆的论述中我们可以隐隐感觉到，至此读者、诗人、评论者各归其位。如果读者手中没有衡量诗歌的钥匙，他总有一天将厌恶自己的匍匐状态，他会认为自己是《查拉图斯特拉》中那个豢养各种奴隶的奴隶主，奴隶主会对奴隶思想家说：“来，思想一个！”不是吗？读者也会像道德税务官那样对诗人说：“请把今天的新闻事件写成一首诗。”
为读者提供理解诗歌新看法的不仅仅是布鲁姆一人，该书作者都极为坦率，他们为自己设置并解决难题，从各种角度不断考量、解析、摇撼旧思想与似是而非的普遍看法。勃克在《济慈一首诗中的象征行动》中介绍浪漫派哲学强烈认同的是“美”与“真”之间的对立。不了解这一点，熟知“真善美”一体的中国读者如何能体会到济慈的用心？而伊格尔顿的《托·斯·艾略特》一文尖锐而无情地分析艾略特的政治态度、办《标准》杂志时候的经济情况与阶级策略，让我们能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艾略特。布鲁姆则对艾略特的《序曲》进行了深入剖析，肯定了艾略特在该诗中无论从语源还是从讽喻上看，他的用词都颇具匠心。
与布鲁姆类似，海伦·文德勒作为评论界的顶尖人物，从不回避在诗歌评论中强调细节，从不畏惧于发掘诗歌史上的不太知名的人物，比如说农民诗人约翰·克莱尔。无独有偶，王敖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希尼谈论克莱尔的文章也收入该书，两篇文章相得益彰。在奥登的一篇疑虑重重地介绍约翰·阿什伯利的文章之后，是文德勒对阿什伯利诗歌艺术的全面评价。这样的编辑工作的确是独具匠心。
对几处翻译的商榷
近来书评文章常常会攻击译者的翻译错误，但更重要的工作其实是找出那些翻译书籍中的佳品。此书可以说是同类书籍中最可靠的一本。原因不在于它完美无瑕———世界上不存在完美无瑕———我发现拉金《钱》中的一个词组“long french w indow s”王敖翻译成“法国长条窗”值得商榷，“长落地窗”是否更直接些？我的感慨在于，王敖的翻译总的说来极为准确，尤其是诗歌的翻译颇有新意，解决了我多年阅读所积累的大量疑惑。
书出版不久，刘铮先生就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了《〈读诗的艺术〉勘误》一文，列举了该书中出现的若干纰漏，对读者来说实在是很有益的事情。不过其中提到的两个地方，我觉得有必要再次商榷，以此表达我对译者王敖和批评者刘铮的敬意。
在书中第108页，有这样一句：“两者都是精英主义的、权威主义的，都是为了组织秩序而牺牲自有的教义。”刘铮先生指出“组织秩序”对应的原文其实是organic order，or-ganic是“有机的”之义，译成“组织”是“译者看错了”。但我觉得这里的“organic order”翻译成“组织秩序”并没有明显的错误，organic当然有“有机的”之义，但本身也有“组织的”、“建制的”、“系统的”等义。放在那一整段文字中看，两种译法都能说得通。
第122页，“他支持的政治信念是，一个好社会应该是一个小私有者的社会，他们的大多数生活 在 乡 下 ，这 听 上 去 很 有 吸引力……”刘铮先生指出句中的liv-ing on theland应该是“务农为生”的意思，而不是“生活在乡下”。查O E D，“ontheland”被解释 为in o r in to a ru ra l(esp.agricultural)occupationorw ay of life.。就是说，既有以农业为职业的意思，也指一种生活方式。也就是说“务农为生”与“生活在乡下”两种意思可以并存。
我相信好的诗论就像是正规裁判口中的哨子，它能唤起训练有素的好手去竞争；而坏的诗论(写坏或者被翻译坏都一样)就像儿童口中的哨子，它只能唤起大家的厌烦。希望王敖这本《读诗的艺术》能引起更多的阅读与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