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爻 2007-3-2 17:57
普特南对认知怀疑论的语义外在主义解决 李麒麟 (多元2006)
普特南对认知怀疑论的语义外在主义的解决
李麒麟
北京大学哲学系03级外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文摘要
在《理性、真理与历史》一书当中，普特南构造了一个名为“缸中之脑” （Brains in a Vat）的案例并声称有一种语义外在主义（Semantic Externalism）的方法可以证明那个“我们都是缸中之脑”的陈述总是（甚至必然是）假的。通过这种方式，普特南认为他可以成功地反驳认知怀疑论（Epistemic Skepticism） ，因为他已经展示出认知怀疑论本身是不融贯的。普特南的解决方案在当代认识论当中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本文力图论证普特南对认知怀疑论的回应是不成功的。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缸中之脑的案例并探讨认知怀疑论的本质。第二部分通过综述普特南反驳认知怀疑论的论证，力图澄清普特南论证策略的主要思想和步骤。第三部分则是集中探讨普特南论证本身中存在的种种缺陷。第四部分，则是以前面对怀疑论本质的探讨为背景和框架，从方法论的视角重新评价语义外在主义对怀疑论的反驳策略。通过展示单纯的语义策略并不足以反驳怀疑论的种种原因，笔者提出，普特南式的策略失败的原因在于以他为代表的一般意义上的语义外在主义的解决方法并没有真正充分且完全地把握了认知怀疑论的本质。最终，全文的结论便是普特南式的策略并不能够成功地应对认知怀疑论的挑战。
关键词：认知怀疑论；缸中之脑；语义外在主义；认识论
Putnam’s Semantic-Externalist Solution to Epistemic Skepticism
Li Qilin (Foreign Philosophy)
Directed by Han Linhe
Abstract
In his book 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Putnam constructs a skeptical argument of brains in a vat and he suggests there is a way called semantic externalism that can prove the statement that we are brains in a vat is always (necessarily) false. Through this way, Putnam thinks he can succeed in rejecting epistemic skepticism by showing that epistemic skeptical argument is incoherent. His solution has led to an intense discussion in contemporary epistemolog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rgue that Putnam’s response to epistemic skepticism fails. The paper is divided into five sections. The first section introduces the case of Brains in a Vat and discusses on the nature of epistemic skepticism. The second section summarizes Putnam’s argument against skepticism in a very detailed way, which can clarify the main ideas and steps of Putnam’s strategy to undermine the skeptical brains-in-a-vat argument. The third section focuses on the enquiry of the problems that are involved in Putnam’s theory of reference, which indicates several serious defects in his argument. The fourth section re-evaluates the general ideas of the semantic anti-skeptical argument from a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 which takes the analysis of the nature of skepticism as the background and framework. By showing that mere semantic theory is not sufficient to reject skepticism, it is explained that the Putnamian solution (even general version) would fail because it lacks the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skepticism. In the last part, the conclusion is drawn that Putnam’s solution does not succeed as a response to skepticism.
Key Words: Epistemic Skepticism; Brains in a Vat; Semantic Externalism; Epistemology
目 录
中文摘要 …………………………………………………………… 01
英文摘要 …………………………………………………………… 02
目录 ………………………………………………………………… 03
一．“缸中之脑”的案例 ………………………………………… 04
二．普特南对“缸中之脑”案例的处理 ………………………… 07
三．普特南的指称理论 …………………………………………… 11
四．对一般版本的普特南式策略的评价 ………………………… 14
1．普特南式的策略所排除的可能性 ……………………… 14
2．对普特南式的方法论策略的评介 ……………………… 17
3．认知怀疑论的退守性策略 ……………………………… 22
五．结论 …………………………………………………………… 25
参考文献 …………………………………………………………… 26
一．“缸中之脑”的案例
在《理性、真理与历史》当中，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构造了一个名为“缸中之脑”（Brains in a Vat）的案例。这个案例可以大致被描摹为如下的内容：想象一个人类的大脑被一个邪恶的科学家移植出人体并放置于一个充满了营养液的缸中，这个科学家成功地使这个大脑保持鲜活。 大脑的神经末梢被连接于一台超级计算机上面，这台超级计算机通过电刺激等方式使得这个大脑产生一切与正常的人类无任何差别的感觉和意识，这些被刺激出来的幻觉使得这个大脑根本无法意识到他自己是一个“缸中之脑”。 这个案例还可以被增强为：所有的人类（实际上）都是被一个最强的超级科学计算机所控制的缸中之脑；也就是说，人们所经验到的所有东西事实上都是从计算机到神经末梢的电子刺激的结果，正是这些刺激引发了人们“看到”或者“感觉到”了世界中的“对象”，又或者在“彼此”之间成功地“交流”意见，等等——而所有的这一切实际上根本没有像人们所经验的那样发生过！
普特南本人虽然在他自己的文章当中提出了“缸中之脑”这个案例之后，便迅速地转入到对该案例的处理当中，他本人其实并没有对以“缸中之脑”为代表的认知怀疑论论证进行深入的分析，但是，普特南对该论证的处理以及我们随后对他的策略所进行的评价，其实都要立足于对怀疑论本质的理解。因此，我们最好首先来澄清一下怀疑论者到底提出了什么问题，以此来建立一种方法论的框架 ，来为最终评价普特南式的解决方案提供一个基本的平台。
怀疑论之所以尤其重要而有影响力的地位，就是在于它那能够针对诸如“我知道我有一双手” 这类通常被视为是确定无误的知识命题提出挑战和质疑。如果我们缸中之脑的案例作为一个典型的怀疑论案例，那么可以构造出如下的一组怀疑论论证 ：
1． 一个命题——我处于缸中之脑的情形（即，我是一个缸中之脑）——是一个逻辑上可能的命题。
2． 如果我是缸中之脑，那么，我便不会有一双手。
3． 命题“我是一个缸中之脑”对于命题“我有一双手”而言是一种相反的可能性（Counterpossibility） 。—— [由1＋2得出]
4． 如果我知道我有一双手而且我知道命题“我是缸中之脑”对命题“我有一双手”而言是一种相反的可能性，那么，我便知道我不是缸中之脑。—— [CP ]
5． 我知道3。
6． 我不知道我不是一个缸中之脑。
所以，我不知道我有一双手。—— [由4＋5＋6得出]
陈述6是基于缸中之脑案例的一个十分关键的特征得出的——对与一个缸中之脑而言，它是不能经验地区分出它到底是一个正常的人还是一个缸中之脑的。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特征，怀疑论者才想为难那些反怀疑论的学者，要求那些反怀疑论的学者给出一种经验的判定标准（该标准至少要么涉及人类的认知功能（Human Epistemic Faculties），要么涉及认知的语境（the Cognitive Contexts））来成功地识别或者区分出正常人和缸中之脑。当然，怀疑论者认为目前所有的人都无法真正提供一个满意的解答。或者说，怀疑论者认为哲学家不太可能（在学术或者哲学的意义上）实际地指示某些认知的功能或者认知的语境因素并以此决定了我们不能是缸中之脑，因为怀疑论者认为在认知者与外在世界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 。在怀疑论者看来，对于认知者而言，他获得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他的实际经验，然而经验就其自身而言是内在于一个认知者的。在这个意义上，认知者永远也无法对其经验是否如实地表征了外在世界的特征这件事情在终极的意义上做出最终的判定。也就是说，通过对比经验与外在世界在终极的意义上来判定知识与世界的关系的方法（严格说来）是超越于人类的认知能力的。正因如此，怀疑论者才反复强调说，总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认知者不能有效地勾连于外在世界。通过捍卫这一教条，怀疑论者认为，（在哲学的意义上）他们成功地破坏了人类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大厦。
在了解了缸中之脑案例的怀疑论性质之后，我们便可以在此基础上回过头来检视普特南是如何看待以及如何处理这个案例的了。
二．普特南对“缸中之脑”案例的处理
普特南指出，针对这个“缸中之脑”的案例，有一个根关键的问题应当提出，那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缸中之脑的话，我们能否[有意义地]言说或者思考我们是[“缸中之脑”呢]？” 通常而言，人们可能会依据其直觉而对该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但是，普特南认为，对于真正的缸中之脑而言，它是根本没有办法有意义地提出这样的问题的， 因为“那种对我们都实际上是缸中之脑的假设……是不可能为真的……因为就某种方式而言，它是自我反驳的（Self-refuting）” 。在这里，“自我反驳”是一个很关键的概念，按照普特南的定义，“如果包含或者阐释一个论题的前提暗示了它的假，那么该论题便是自我反驳的” 。普特南认为通过研究命题“我们是缸中之脑”的真值条件便可以揭示出缸中之脑论题是自我反驳的。换言之，“当缸中之脑思考‘我们是缸中之脑’的时候，它们话语的真值条件一定是它们是想象中的缸中之脑之类的东西。因此，（即使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它们就是缸中之脑），[但是]当它们思考这句话的时候，该句话看起来就是假的而非真的” 。为了清晰起见，普特南的论证可以被表述为如下形式：
给定一个陈述p：我们是缸中之脑，那么
如果我们是缸中之脑，则
1. p在缸中之脑的语言当中实际上的意思是：我们是（由于超级计算机刺激而产生的）想象或者心灵影像中的缸中之脑；
2. 我们是缸中之脑的部分假设是：我们不是想象或者心灵影像中的缸中之脑（即：至少我们被 “致幻”为我们不是缸中之脑）；
所以， 如果我们是缸中之脑，那么， p 是（必然地）为假的。
在这个论证当中，普特南所想要说明的是，缸中之脑“可以思考和‘言说’任何我们所能思考和言说的语词，[但是]（我主张）它们无法指称我们所能指称的东西。特别是，（即使通过思考[语句]‘我们是缸中之脑’）它们也无法[有意义地]思考或者言说它们是缸中之脑” 。也就是说，缸中之脑可能使用着和我们一模一样的语词，但是通过使用它们的语言，它们不能指称那些非缸中之脑的人们所能指称的对象的。这样一来，一旦普特南所提出的指称理论是真的话，那么，缸中之脑和非缸中之脑是不能思考具有相同指称的思想的。
普特南认为导致人们倾向于接受缸中之脑论题的因素之一便是“将物理的可能性太当真了” 。普特南指出，在西方文化当中，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将物理学视为形而上学，“也就是，将精确科学视为长期寻求的对于‘宇宙的真实的并且是终极配置’的描述，因此一个直接的结果是[导致]一种倾向来将‘物理的可能性’当作对于[检验]什么才是真正真实的情况的试金石——真便是物理上的真；可能性[便是]物理的可能性；必然性[便是]物理的必然性；诸如此类的观点” 。然而，普特南论证说成为缸中之脑的物理上的可能性不是“我们可能真正地、实际地可能成为缸中之脑” ——它不过显示出缸中之脑的案例作为一种事态是相容于我们当代的物理法则的。在关于实在事物的描述与一个对象以如其描述的方式来实现之间存在着区别，这种区别是要靠哲学研究而非物理研究才能揭示出来的。普特南力图确立的论证是：我们提出“我们是缸中之脑”陈述的那种可能性恰恰在同时就暗示了我们不是缸中之脑，换言之，一旦我们真的是缸中之脑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有意义地言说或者思考“我们是缸中之脑”这个陈述的。
除了提到物理的可能性之外，在我们的把缸中之脑论题很当真的那种直觉中，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魔幻的指称理论”（Magical Theory of Reference）。该理论主张：有一种神秘类型的、本质的、固有的关联存在于我们的表征系统与被表征的对象之间，因为该理论断言：“特定的心灵表征必然地指称了特定的外在事物或者事物的类。” 为了揭示魔幻的指称理论的错误，最好借助普特南构造的一个例子：假设在一个遥远的根本没有树木的行星上存在着一群与我们人类一样的智慧生物（当然，它们从来也没有见过任何树木）。有一天它们拣到一张从宇宙飞船上偶然掉落下来的一幅树木的图片，通过观察这张图片，他们实际上获得了与我们类似的关于树木的心理影像。但是，他们却不能使用任何语词来指称实际的树木——因为他们没有（而且从未拥有过）关于树木的任何因果关联，他们便不能学会将他们的语词用于树木，故而不能获得树木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心理影像并不必然地指称任何对象。类似的情形也发生于语言中的语词和话语，因为“思想的语词和心灵图像并不能固有地表征它们所关旨的东西（what they are about）” 。也就是说，语词（或者心理影像）的相似性及其对象并不能保证缸中之脑和我们共享着相同的表征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既然缸中之脑与外在世界之间没有实在的因果的相互作用，它们的话语其实只是没有实在指称物的字符串而已——即使是同样的语词或者话语的图示（Scheme）也无法保证那些语词或者话语可以必然地指称到同样的对象上。这样一来，在语词的安排上，被超级计算机控制的缸中之脑可能与我们共享着相同的句法或者语法规则，但是这仍然无法保证缸中之脑的语词“缸中之脑”与我们的语词“缸中之脑”之间共享着相同的指称物。这种主张同样导致了普特南对关于指称的图灵测试（the Turing Test for Reference）的批评。
关于指称的图灵测试是一个判定一个交流伙伴是否拥有和我们一样的指称关系的测试。其机制是：通过实施对话交流，“如果[交流]伙伴‘通过了’[测试]，亦即，无法将该[交流]伙伴与一个提前已经判定好的说着同种语言、可以指称通常种类对象等的人相区分开来，就可以得出结论说该[交流]伙伴确实像我们一样来指称对象的” 。普特南承认，关于指称的图灵测试在通常的科学研究当中是一个实用的测试，但是，关于指称的图灵测试并不能因此而必然成为关于指称的决定性测试——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建成一套可以成功回应语句的语句生成设备，而且，该设备生成的语句完全可以与真实世界之间不存在着任何种类的关联。因此，程序、规则、大脑关于语汇行为的运作或者倾向即使能够通过关于指称的图灵测试，也只不过是仅仅确立了语词与语词、语言的提示与语言的回应之间的关联而已。
激发普特南论证的一个核心原则就是要求在语词与其指称的对象之间应该有一定的因果关联，正是这种在语词与对象之间的因果关联给予甚至是决定了语词与对象之间指称关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普特南在这里所说的“因果关联”是可以分离于数理化的物理学当中的因果概念的。普特南的“因果”概念是“作为贯于一个事件的‘因致者’（Bringer about）或者‘鼓动者’（Instigator）……从我们把什么算作解释（Explanation）的角度看，作为‘背景条件’（Background Conditions）” 来使用的。这种因果关系确立了语词的指称范围。由于因果关系是外在于语词和语言系统的，因此，普特南将这种观点称为“语义的外在主义”观点，这种观点肯定了因果关系在我们使用语言指称对象的实践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为了“指称一个物理世界当中的对象或者物理的属性或关系，一个人要么必须与[该]对象、属性或关系拥有适当种类的因果关联……要么通过与他确实有适当的因果关联的对象、属性和关系，他能够描述出他打算指称的对象是什么” 。在这里的关键之处是缸中之脑的语言与外在世界之间不存在着类似的因果关联，因此，在缸中之脑的语言中，“我们是缸中之脑”这句语的意思只能是被缸中之脑与其心理影像或者幻觉之间的关系来决定，而非指涉现实中作为物理对象而存在的缸或者脑。
在了解普特南缸中之脑论证的基本内容之后，我们便可以仔细地来检视他的这个方法是否真的可行——语义的外在主义是否真的可以像普特南最初所意图那样成功地反驳怀疑论呢？这便要求我们进入对普特南论证的细节性考察。笔者认为在他所使用的“适当类型的因果关系”（Causal Relations of Appropriate Type）与他的指称理论之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张力。
三．普特南的指称理论
一些学者认为缸中之脑的语词也可以有通常的指称，因为，计算机程序设计者作为一个正常的人类可以与外在世界发生适当的因果关联，而缸中之脑可能从中使得它们的语词与外在世界之间产生一种微弱的关联。这样一来，似乎普特南的论证就受到了质疑和挑战。普特南可以承认通过计算机或者程序的设计者与外在世界之间的因果关联，被设计出来的机制或者程序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与世界勾连在一起；但是，普特南要强调的是，“这种微弱的关连是几乎不能满足指称的” 。普特南认为，缸中之脑的语言（严格说来）只是因果地关联于计算机用来生成感觉输入的状态或者因果地关联于被计算机创造出来的缸中之脑经验里面的影像和状态；因此，缸中之脑的语言也只能指称到这些影像或者状态上而已。为了澄清这种思想，普特南通过添加两条规则来修订了最初版本的指称理论——这便是“语言的进入规则”（Language Entry Rules）和“语言的导出规则”（Language Exit Rules）。语言的进入规则要求：为了使得语词可以指称对象，我们必须获得关于该对象的真实经验；而语言的导出规则“将我们从以语言形式表达出来的决定……带到有别于言说的行动中” 。普特南将这两条规则视为语词获得指称的必要条件——“要么缺乏语言进入规则，要么[缺乏]语言导出规则，[因此]没有理由将机器之间的对话……看得比句法游戏更丰富。确实，句法游戏类似于理智的讨论；但[这]只是与蚂蚁的曲线类似于一幅讽喻漫画一样（仅仅是此而已）” 。因此，缸中之脑的语词不能具有通常的指称——因为缸中之脑无法获得与外在世界的通常意义上有效的相互作用。
这些规则使得普特南的计划更加合理化，但是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难题。因为对于那些关于某些理论上设定的实体（the Theoretical Postulated Entities） 的抽象语词和术语而言，似乎很难清楚地指出相应的语言进入规则或者语言导出规则，例如，对于“奇数”、“量子”等术语我们很难在通常的意义上指定出相关的语言进入规则。这样一来，根据普特南认可的规则，这些语词将会失去指称。因而，普特南的规则在某种程度上并不相容于我们一般的对于语言的理解和观念。
通过分析普特南用来将缸中之脑的语言的指称与我们语言的指称相区分开来的区别，更为严峻的难题可以由此而提出。按照普特南自己的说法，既然缸中之脑的所有的经验都是由于计算机的刺激而产生，因而缸中之脑语言的陈述——“我们是缸中之脑”——当中的“缸”、“脑”并不能具有我们正常语言当中相应语词的指称，因而，对缸中之脑而言，陈述“我们是缸中之脑”只能是描摹心理影像意义上的缸中之脑。在这个意义上讲，普特南的思路便可以表达为如下形式：
对某个个体S而言，
如果 前提Ⅰ S可以言说或者思考一个命题p——“我可能是缸中之脑”；
前提Ⅱ S是在我们正常人（即：非缸中之脑）的语言的意义上面来使用、言说或思考该命题p的；
那么 结 论 S就不是缸中之脑。
这样一来，普特南显然是将“我们不是缸中之脑”以及“我们语言当中的语词可以指称外在世界当中的对象” 预设进了前提Ⅱ中。实际上，这也是语义外在主义的一个共性的特征，通过这种预设的方式，语义外在主义试图以此来反驳怀疑论。正如安东尼•布鲁克纳（Anthony L. Brueckner）对普特南论证中存在的循环所做的评论那样，
我[要想]由此得出结论说我是一个正常的人而非一个缸中之脑——并因此埋葬掉怀疑论问题——除非我可以假设我所使用的“我可能是缸中之脑”意指的是正常的人用该命题来意指的东西。但是，我[要想]有资格做出这样的假设，除非我有资格假设我是一个言说[正常的]英语的正常的人而非一个[言说]缸中英语的缸中之脑。[而所有的]这些都必须在一个反怀疑论的论证当中被展示出来，而不能[仅仅是]预先地被假设好。
对普特南而言，一种可能的摆脱困境的方式是：承认他所设定的最初的假设符合一定的直观和常识；也就是说，借助常识和直观，“缸”、“脑”等就必须被预设为指称外在的实在对象（即：实在的缸和实在的脑），否则的话，普特南的论证要么会陷入循环，要么会导致无穷倒退。但是，随之而来一个问题是：一方面，普特南要批批判那种使我们倾向于认为怀疑论者的可以有意义地提出怀疑论问题的那种直观和常识，而在另一方面，他自身的理论本身却要诉求另一些其他的直观和常识，那么这两类直观和常识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有什么证据来证明普特南所批判的那类直观和常识是劣于他所设定的直观和常识呢？由此可见，这样的处理方法至少会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普特南的反怀疑论的论证。
总之，对于普特南而言，一方面，他是很难证明（而非仅仅预设）缸中之脑在缸中之脑的语词于真实世界之间必然地没有任何因果关联（进而必然地缺乏相应的指称关系）；而另一方面，即使假定缸中之脑确实无法与真实世界发生勾连，他也很难证明（而非仅仅预设）缸中之脑无法有意义地谈论“我们是缸中之脑”。
如此看来，普特南的反怀疑论的论证并不能像他所预期的那样成功。虽然普特南本人认为他所构造的反缸中之脑的论证更多的贡献是在于形而上学（特别是，形而上学的实在论）而非认识论。但是，当代的很多学者仍然将他的论证视为解决认识论当中的怀疑论问题的一种方法。而在本文余下的篇幅内，笔者将论证普特南式的方案（甚至是一般性的语义外在主义的方案）其实并不能必然地蕴含相应的反怀疑论的认识论结论。
四．对一般版本的普特南式策略的评价
现在是时候来对普特南式的策略来做一番评价了——这将直接相关于这种策略本身是否可以算作认识论中的对怀疑论的成功反驳。本文接下来进行的评价，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考量普特南式的策略，即：（1）普特南式的语义外在语义者们通过语义分析而得到的结论——“我是一个缸中之脑”总是假的——可以排除那些可能性，换言之，如果我们接受语义外在主义的结论，我们是否就真正彻底地排除了认知怀疑论所赖以维系的基础；（2）普特南式的方法论策略是否真正适用于认知怀疑论，或者说，语义外在主义的方法论策略是否是建立在充分把握了认知怀疑论的基础至上；（3）再退一步来说，既便我们接受普特南式的语义论证，这是否就意味着普特南式的策略成功地封堵了所有的认知怀疑论提问的路径。在笔者看来，以上三个层面的问题的分析，均对普特南式的策略做出了否定性的结论。
1．普特南式的策略所排除的可能性
显然地，普特南式的语义外在主义者们认为，通过他们语义分析和论证，他们已经确实地排除了我们可能处于缸中之脑的那种认知困境的可能性。在这里，我们不妨给出一种比较细致的普特南式的语义论证思路的形式化结构 （不妨称之为“B-论证”）：
（i） 我的语言是去引号的（My language disquotes.）。
（ii） 在缸中之脑的语言中，“缸中之脑”这个短语并不指称缸中之脑。
（iii） 在我的语言中，“缸中之脑”这个短语是一个有意义的表达式。
（iv） 在我的语言中，“缸中之脑”这个短语是指称缸中之脑的。—— [由（i）＋（iii）得出]
那么， （v） 我的语言就不是缸中之脑的语言。—— [由（ii）＋（iv）得出]
但是， （vi） 如果我是一个缸中之脑，那么，我的语言就是缸中之脑的语言。
所以， （vii） 我不是一个缸中之脑。—— [由（v）＋（vi）经过否定后件推理（modus tollens）得出]
通过这样的方式，普特南式的语言外在主义者们似乎暗示我们不必再担心来自怀疑论的挑战与威胁，因为，他们已经“成功地”排除了我们处于缸中之脑的那种困境的可能性了。这也正是普特南在他的论文当中一再强调缸中之脑这类怀疑论论证本身所具有的自我反驳的性质的关键所在——正因为缸中之脑这类怀疑论论证具有自我反驳的性质，因此，我们便可以构造出如上的论证结构来说明我们是根本不可能处于缸中之脑的那种困境之中的。在这个意义上，普特南似乎在暗示怀疑论的“自我反驳”的这种特质与以上的论证结构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也正因为这样的联系，使得我们不必再焦虑怀疑论的威胁。但是，在笔者看来，普特南式的论证思路并不必然地依赖于怀疑论所具有的那种所谓的“自我反驳”的特性。在这里，克里斯平•赖特（Crispin Wright）所构造的另一个类比论证正好可以作为一个注脚。赖特的论证主要是利用普特南另一个关于语义学的著名思想试验——孪生地球（Twin Earth）——来构造了一个类比性的论证结构 （不妨称之为“E-论证”）：
（i*） 我的语言是去引号的（My language disquotes.）。
（ii*） 在孪生地球语言（即，那些生活在孪生地球上足够长时间——例如，十年——的人们所使用的语言）当中，“爱丁堡”这个词并不指称爱丁堡。
（iii*） 在我的语言中，“爱丁堡”这个词是一个有意义的表达式。
（iv*） 在我的语言中，“爱丁堡”这个词是指称爱丁堡的。—— [由（i*）＋（iii*）得出]
那么， （v*） 我的语言就不是孪生地球语言。—— [由（ii*）＋（iv*）得出]
但是， （vi*） 如果我是一个在最近十年当中都生活在孪生地球上的人，那么，我的语言就是孪生地球语言。
所以， （vii*） 我不是一个在最近十年当中都生活在孪生地球上的人。—— [由（v*）＋（vi*）经过否定后件推理（modus tollens）得出]
这个类比论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普特南对“缸中之脑”这个案例的处理思路并非必然地依赖于“自我反驳”这种特性。 因为，对于普特南这样的语义外在主义者而言，他显然不会认为在孪生地球这样的思想试验当中包含着任何“自我反驳”的成分或因素——孪生地球这个案例恰恰是支持语义外在主义的一个有力的思想试验！但是，由于这两个论证的类似性，（排除二者是否都有将论证结论相关的内容预设进前提当中的问题不谈，）二者应该具有同等强度的论证力度，既然“E-论证”并不彻底地排除我们可能（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处于孪生地球的可能性，那么，同样地，“B-论证”也不能彻底地排除我们处于缸中之脑的认知困境之中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如果我们非要认为“B-论证”确实排除了某种类型的可能性的话，通过“B-论证”，“我们根本没有排除任何情形，而是排除了一个表达式的用法（We have not excluded any case at all, but rather the use of an expression）” 。诚如普特南本人在解释我们为何会如此强烈地感受到缸中之脑这类怀疑论的挑战和冲击那样，至少，“缸中之脑”这个案例并不与现行的物理规律相矛盾或抵触，虽然这并不必然地蕴含“缸中之脑”代表着一种物理的可能性 ，但是，它至少为“缸中之脑”这类案例的可能性保留了一定的空间。在某种程度上讲，“缸中之脑”这个案例作为一种思想试验，与“孪生地球”具有同等程度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显然不能仅仅通过“B-论证”就可以被排除掉。结合本文第一部分所谈及的怀疑论的本质，只要“缸中之脑”这个案例具有某种（即使是较微弱）程度的可能性，那么，就可以借助这种可能性，来构造认知主体与外在世界之间的认知鸿沟。在笔者看来，只要语义外在主义没有充分证明对于“缸中之脑”的这种情形，我们是何以不可接入的（Unaccessible），那么，语义外在主义就没有办法彻底地破坏了怀疑论赖以维系的基础。 而只要这种作为怀疑论基础而存在的可能性尚在的话，那么，就很难（在哲学的意义尚）彻底地消除怀疑论对我们知识体系的威胁。
2．对普特南式的方法论策略的评介
如果放宽对普特南策略的考察维度，采取宏观地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研究语义外在主义的策略，那么，以普特南为代表的策略其实是采取了如下的一种方法论视角的，即：某种可以用来反驳怀疑论的特定理论（例如，语义外在主义理论）是优先于并且因此而统治着认识论理论或者认识论立场的（例如，认识的怀疑论立场）。根据普特南的解释，对他而言，更重要的是要回答如下的问题——“缸中之脑的假设产生的不融贯为什么会是令人惊讶的？” 我认为这个问题其实暗示出普特南并不将缸中之脑式的怀疑论问题当作一个认识论当中的难题，而是将其视为一个涉及真之本质（the Nature of Truth）的问题。这便也可以解释他为何在其论文当中并不直接在认识论当中寻求对怀疑论的处理办法（虽然他的“适当类型的因果关联”原则依据某种解说可以相关于认识的辩护（Epistemic Justification）问题）。无论如何，普特南在他的论文当中更多的时候是在寻问命题“我是一个缸中之脑”是否是真的或者是否融贯，而非探求“我如何才能知道我不是一个缸中之脑”（How do I Know that I am not a Brain in a Vat，这是一个由疑问词“如何”（How）来引导的问题，笔者将这种问题称为“How-问题”（How-Question），简写作H-Q）的问题。也就是说，普特南的策略是以某种方式来提出对“你为什么应该相信你不是一个缸中之脑”（Why should You Believe that You are not a Brain in a Vat，这是一个由疑问词“为什么”（Why）来引导的问题，笔者将这种问题称为“Why-问题”（Why-Question），简写作W-Q）这一问题的回答，由此，他认为这样的回应会暗示甚至蕴含着对“我如何知道我不是一个缸中之脑”问题的回答，也因此他的回应可以解决怀疑论问题。 普特南力图通过肯定他的语义外在主义观点来证明命题“我是缸中之脑”总是（甚至必然是）假命题，以此来反驳怀疑论观点。 特别是，普特南想要通过解释命题“我是缸中之脑”总是（甚至必然是）一个假命题，来暗示出一个人不应该相信（Ought not to Believe）他可以是一个缸中之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普特南关心的核心问题更多地是涉及到真（Truth）而非实际的认识论因素。
不但如此，更为严峻的难题是普特南的论证并不能令人满意地证明命题“我是一个缸中之脑”总是（甚至必然是）假命题，因为他的论证当中包含着前文所述的循环论证等问题。进一步说，即使我们假定普特南的论证是可以接受的，仍然有一个问题是：“怀疑论者是否真的会被普特南的论证所驳倒呢？”笔者认为，怀疑论者恐怕不会拿普特南的论证太当真。按照怀疑论者的理解，我们实际的情形与缸中之脑的情形之间的区别只是接受感觉刺激的因果源头的不同，而他们所强调的是：为了反驳缸中之脑式的怀疑论论证，必须要有经验的或者认知的手段来指示出这种差异。在这个意义上讲，既然普特南的语义学论证不能直接地或者必然地蕴含相应的经验的或者认知的后承，普特南的语义学回应也就不能算作一个对于怀疑论的令人满意的回答。
通过W-Q与H-Q之间的区分，我认为普特南式的回应其实并没有辨识出包含在怀疑论论证当中的两重的问题——它一方面会涉及真（Truth）的层面，而另一方面又要涉及一定的认知性因素（例如，经验辩护）等内容。但是，那些支持普特南式论证的学者还会力图挽救普特南的论证，一条可能的途径便是强调：真本身并非是极端非认知性的（Radically Nonepistemic），或者说，真本身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保有了一定程度的认知性属性的。这样一来，他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普特南的论证。这些学者对于“真本身并非是极端非认知性的”这一结论的论证可以形式化为如下的形式（我们可以将该论证称为“T论证”） ：
（1） 如果真本身是极端非认知性的，那么，可以合理地假设我们会在几乎每一件事情上都犯错误。
（2） 假设我们会在几乎每一件事情上都犯错误本身并不是合理的。
因此，真本身并不是极端非认知性的。
这个论证本事是利用了逻辑上对于假言命题的否定后件式推理（Modus Ponens）来得出结论的。借助这样的论证，那些普特南的支持者便似乎可以合理地声称：如果我们接受普特南所经证明的命题“我们是缸中之脑”总是（甚至必然是）一个假命题，那么，我们便相应地知道我们不是缸中之脑了 。这样一来，似乎普特南对命题的真之探求也会至少不是极端非认知性的。
但是，笔者认为，这样的挽救方式是不能奏效的。因为即使承认真本身并不是极端非认知性的，仍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对真本身所具有的这种并非极端非认知性的属性的论证是否可以相容于普特南的理论呢？笔者的倾向是该论证恐怕不能很好地与普特南的理论相结合。问题主要是集中于前提（1）上面。在笔者看来，前提（1）的成立是依赖于普特南所反对的那种“魔幻的指称理论”的。根据“魔幻的指称理论”，人们倾向于相信“我们头脑当中发生的事情决定了我们意指的东西，[也决定了]我们的语词要指称的东西” ，也恰恰是因为这种情况，我们才有可能在处于缸中之脑的情况下 “我们会在几乎每一件事情上都犯错误”。所有这一切都暗示了前提（1）与“魔幻的指称理论”直接似乎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固有联系。但是，普特南恰恰要反对的就是这种“魔幻的指称理论”——他认为“魔幻的指称理论”是极端错误的！这样一来，给定一定的因果链条说明，我们几乎不能说“我们会在几乎每一件事情上都犯错误”，不但如此，更为棘手的是，在给定某些因果链条的说明的情况下，甚至于缸中之脑本身也不能说它几乎会在每一件事情上都犯错误 。如此一来，一旦我们接受普特南的理论，我们似乎便不太具有充分的理由来坚持前提（1）了。在这个意义上，如果魔幻的指称理论被“证明是没有保证的，那么前提（1）也就会失去其大量的直观力量” 。因此，对那些坚持“真本身就是极端非认知性的”观点的学者而言，T论证当中最容易攻击的就是前提（1）。正如范•因瓦根（Peter van Inwagen）所言，
……普特南对我们是缸中之脑的“假设”之不融贯性的论证，即使它是准确的，也没有暗示任何相关于真本身是极端非认知性的这一论题的东西。（假定普特南的论证是正确）该论证所显示的[其实]是陈述和相信命题的能力是“极端认知性的”：如果我们不是对大多数事情都是对的话，那么，我们也就不可能在大多数事情上都是错的。因此，（如果普特南的论证是正确的话）关于我们在几乎每一件事情上都犯错误的假设就是前后不一致的（Incoherent）。但是，这还远远不能公开宣布说真（Truth）就是极端认知性的。只有那些真是每个人都会承认它们具有如下的特征：对其真之地位而言，它们依赖于我们知道很多事情或者依赖于我们几乎总是[在很多事情上]是对的；而且这种依赖性的类型是十分明显和单调的：正是由于（形式因）我们的信念几乎总是对的，我们的信念几乎总是对的[这件事情]才是真的；正是由于（动力因）我们经常在我们自己的动机上犯错误，我们对他人动机的判断也才会经常犯错误，等等，等等。
如果范•因瓦根的论证是正确的话，那么T论证就根本不能挽救普特南的策略。这里的核心要诀是“在相应的真与任何认识论的立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严格的逻辑的关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仅仅借助证明命题“我们是缸中之脑”是假的，而没有指示出任何相关于“我们如何才能知道我们不是缸中之脑”的认识论因素，普特南本人是无法令人满意地捍卫他的理论的。普特南作为一位语言哲学家，主要关注的是语言的语义学机制而非认识论立场，也正因为如此，他不能算作一个地道的认识论学者，因为他的关注点根本就不在于论证：对某人S而言，S是如何在一个实际的话语行为过程当中来成功地辨认、实施、操作普特南的语义学机制的。这点也可以作为语言哲学以语义方式来解决怀疑论问题时的一个共同的特征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义学的机制本身并不直接地、逻辑地蕴含任何认识论的后承。
为了进一步澄清这个问题，我们甚至可以暂时放弃认识论的立场，将问题关注于语义学和语言的层面。首先，我们不妨给出一个最为俭约的怀疑论论证版本，即 ：
1． 我不知道我不是缸中之脑。
2． 如果我不知道我不是缸中之脑，那么，我就不知道我有一双手。
所以， 3． 我不知道我有一双手。
在这里很明显地，不论是前提还是结论都是以“我不知道……”（或者“我知道……”）的形式出现的。考虑到“知道”是一种主体的特定的信念性状态，因而怀疑论论证当中其实涉及的主要命题皆是具有内涵语境特征的，而单纯地处理“我是缸中之脑”（或其否命题）并不涉及内涵推理。在这个层面上，即使我们认可，（基于普特南的分析）命题“我是缸中之脑”总是假的，也不能必然、直接地得出“我知道我不是缸中之脑”这一结论。所以，从这种分析可以看出，普特南的语义策略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过分简化了问题的复杂性。其次，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普特南虽然论证了（不论对于正常人类的个体，还是对那些成为缸中之脑的个体而言）“我是缸中之脑”这个命题总是（always）甚至必然（necessarily）是假的；但是，我们无法进而直接地得出其否命题——“我不是缸中之脑”——不论是对正常人类个体，还是对那些成为缸中之脑的个体而言，总是或者必然是真的。因为，如果保持普特南式的解释的一贯性的话，对于成为缸中之脑的个体而言，他们语言当中的“我不是缸中之脑”也无法像我们的语言那样成为一种有意义的表述，因此，对缸中之脑来说，命题“我不是缸中之脑”也同样是假的。在这种意义上来讲，缸中之脑和我们正常人类的真值判定系统是有所差异的。 如果我们充分意识到以上两点分析的话，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不能单纯从“我不是缸中之脑”直接、必然地导出“我知道我不是缸中之脑”。这也为我们理解“语义学的机制本身并不直接地、逻辑地蕴含任何认识论的后承”提供了另一个切入的视角。
最后，顺便一提的是，由于普特南本人认可了认知者与外在世界之间的二元主义的区分，那么，他就必须要指示出：通过对比于外在世界当中的事件，一个认知者的知识信念是如何在终极的意义上得到了辩护的。换言之，为了成功地反驳怀疑论，普特南必须得找到一种方法来证明（Demonstrate）而非仅仅预设了我们确实能够有效地勾连于外在世界（we do be capable of hooking up with the external world effectively）。类似于怀疑论者无法成功地证明我们确实不能有效地勾连于外在世界一样，普特南本人也没有成功地证明我们确实能够有效地勾连于外在世界。
总之，以上的分析暗示出以普特南为代表的语义外在主义的策略，作为一种解决怀疑论问题的方法论，同样是脱靶的（miss the target）。
3．认知怀疑论的退守性策略
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再来简单地考察一下，既便我们接受普特南式的语义论证，这是否就意味着普特南式的策略成功地封堵了所有的认知怀疑论提问的路径。换言之，即使我们认可普特南的论证可以“成功地”消除了他自己提出的那类“缸中之脑”类型的怀疑论，这是否就意味着所有类型的认知怀疑论都已经失败了呢？在笔者看来，结论是否定性的。因为，普特南式的语义外在主义策略本身是具有很强个性化的特质的，这也就注定了它不能普遍地适用于所有的怀疑论论证。正如其“语义外在主义”的名称所标明的那样，粗鲁说来，普特南式的策略的个性化特质就是，它十分强烈地依赖于一种语义特征——针对一种语言L而言的语义自发的破坏性（Semantic Auto-disruptiveness with respect to a Language L，简写为“SAD-性质”）。该特性可以通过如下的方式进行定义：
一个假设H具有“SAD-性质”，当且仅当，假若H为真，那么，语言L当中的某些元素——一个关于H的表达式S将会以S不再表达H的方式来改变S的意指。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SAD-性质”，例如，“‘雨’指称：山”对中文而言就是一个具有“SAD-性质”的假设。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定义完全的SAD-性质（Absolutely Semantic Auto-disruptiveness，简写为“ASAD-性质”）：
H具有“ASAD-性质”，当且仅当，不论在何种语言当中，任一关于H的表达式S，假使H为真，则S当中的某些元素便以S不再表达H的方式来改变S的意指。
严格说来，普特南式的语义外在主义的办法之所以可以视为反驳了某种类型的怀疑论，就是因为那种类型的怀疑论确实包含了具有“ASAD-性质”的假设。按照普特南自己的解释，他所提出的缸中之脑的案例，其实就包含了具有“ASAD-性质”的假设，或者说，缸中之脑的案例本身便导致了语义的自发破坏，这也使得我们正常人类和缸中之脑虽然可以在表面上拥有同样符号特征的所谓的“语言符号系统”，但是二者在语义层面上却早已出现了深刻的分裂，而这种分裂状态正是导致“自我反驳”特性的根源。
如果我们现在权且全面地接受普特南的论证，我们可以发现，普特南式的论证不仅否定了他自己提出的那类“缸中之脑”式的怀疑论，同时也可以适用于诸如笛卡尔在第一沉思当中所提出的笛卡尔式的恶魔（Cartesian Demon） 这类激进而直接的怀疑论论证，这类怀疑论的共同特征就是，它们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完全的语义破坏。因此，在普特南论证的迫使之下，怀疑论者似乎不得不放弃这些激进的怀疑论立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怀疑论者已经彻底地退出了阵地而缴械投降。恰恰相反的是，普特南式的论证更为衬托出怀疑论的某种根本性的特质，这种特质构成了怀疑论论证的实质性内核。回忆我们在本文第一部分探讨怀疑论本质中所提及的内容，我们不难发现，怀疑论其实并不特别依赖于某一种或者某几种特定类型（Specific Style）的可能性，它其实是依赖于一种可能性的束——由那些能够成功地造成主体认知与外在世界之间鸿沟的可能性来共同构成的一个束。因此，既便放弃某些特殊类型的可能性（例如“缸中之脑”和“笛卡尔的恶魔”这类的可能性），怀疑论仍然可以轻松地游走于其他可能性至上来构造认知的怀疑论论证，因为，对于怀疑论者来说，并非所有的可供选择的可能性都必然地纠结于“ASAD-性质”。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怀疑论者还可以利用“我现在正在做梦”这样的可能性来构建出力量依然不弱的怀疑论案例来挑战人类的经验知识 。在很多学者看来，“我现在正在做梦”这样的前提假设并不会导致语义的自发破坏。 在这里，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理解怀疑论在哲学上的意义——“我们所感兴趣的怀疑论论证的种类无不追求将那种公认的第一人称的关于某类认知上的无能状态的不可侦测性（the putative first-person undetectability of some cognitively disabling state）发挥到极致” 。一旦意识到这点，我们便不难发现，怀疑论并不十分依赖于某种特殊类型的前提和假设，也正因为如此，即使怀疑论者放弃了诸如普特南式的“缸中之脑”的论证，他们也不会因此而彻底退出舞台；恰恰相反的是，他们会转而利用其他的可能性来构造案例，重新构造出对人类经验知识具有威胁性的挑战。总之，普特南式的策略并没有成功地封堵了所有的认知怀疑论提问的可能路径。
五．结论
基于上面的论证，普特南对怀疑论的语义外在主义的解决办法似乎不能算作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正如笔者反复强调的，在没有充分意识到怀疑论问题所涉及的两重问题的情况下，人们似乎是无法成功地反驳怀疑论的。也正因为如此，普特南的语义学手段对于彻底反驳怀疑论而言并不充分，因为他仅仅解释了命题“我们是缸中之脑”为什么总是（甚至必然是）一个假命题，却没有指示出任何的认知性因素可以使我们成功地辨认出“我们如何才能知道我们不是一个缸中之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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